一、几种作伪的常见方法：
清乾隆时收藏家陆时化写过一篇《作伪日奇论》，他写道：“书画作伪自昔有之，往往以真迹置前，千临百摹，以冀惑人，今则不用旧本：临摹，不假十分著名之人（作者）而稍涉冷落，一以杜撰出之，反有自然之致，且无从以真迹刊本校对，题咏不一，杂以真草隶篆，使不触目，或纠合数人为之，故示其异。藏经纸、宣德纸，大书特书，纸之破碎处，听其缺裂，字以随之不全，前辈收藏家印记及名公名号图章，尚有流落人间者，乞假而印于隙处，金题玉躞，装池珍重：更有异者，熟人著名的作家而有本（真本）者，亦以杜撰出之，高江村销夏录详其绢楮之尺寸，图记之多寡，以绝市驵之巧计，今则悉照其尺寸而备绢楮，悉照其图记而篆姓名，仍不对真本而任意挥洒，销夏录之原物，作伪者不得而见，收买者亦未之见，且五花八门为之，惟冀观于著录而核其尺寸丝毫不爽耳。”
作伪原来的依据是书画本身，旋又抛开了书画本身而从书画的外圈来混淆书画本身，这正反映了这种鉴别方法的主要方面。也证明鉴别不通过书画本身的内部规律是不可能来完成它的任务的。
1.换款，利用现成的书画，擦去或挖去原来的题款或印章，而加上其他作家的款名。
2.添款，原来的书画无款，添上某一作家的名款。
以上两类，不外以后代的作品改为前代的作品，以小名家的作品改为大名家的作品。
3.半真半假，以一段真的题字，接上一段假画，或利用真款有余纸加上假画。这是利用书的一方面。画的一方面有以册页接长，接上一半伪画，使小册页变成整幅。
4.接款，原来有款未书年月，在款后加书年月。
统体作伪的，大体上可以用地区来分，从明清至近代，其水准较高的是苏州片子，其次是扬州和广东，而以河南、湖南、江西为最下。如果对书画本身能够认识，能够进行分析，这些各地区的伪品，都不是难于辨认的疑难杂症。
伪品，一般的水准，如各地区的，其伪作上所揭示的与作者真笔的艺术性格是大相悬殊的。还有一些年代较前或水准较高的，这一类摹仿的伪作，不管它在形式上可以起如何的乱真作用，但总是有变化，不可能与原作的性格获得自始至终的一致。世传王时敏临董其昌题的那册“小中见大”，都是临摹的宋元名作，形式准确，水准相当高，它并不是作伪。如果以此水准来作伪，以此来作为鉴别的考验，那么，还是能得出它的结论。因为，他的个性与时代性，对原作来说，已经变了，它含蕴着与原作所不可能一致的性格在内，尽管它在形式上与原作多么的一致，那么，当遇到时代较前的或者是同一时代的伪作，如沈石田，文征明等都有他同时代的伪作，又将如何来辨别呢这完全在于它的个性方面，它的时代虽同，而个性必然暴露着相异之点以及艺术水准的差别。
鉴别的标准，是书画本身的各种性格，是它的本质，而不是在某一作家的这一幅画或那一幅画。因此，它无所谓高与低，宽与严。一个作家，他可以产生水准高的作品，也会产生低劣的作品，这是必然的规律问题不在于标准的高低与宽、严，而在于书画本身的各种性格的认识。性格自始至终是贯串在优与劣的作品之中的，如以某一作品艺术高低为标准，不以它的各种性格来进行分析，这是没有把性格从不同的作品之中贯通起来，在鉴别的范畴中，真伪第一，优劣第二，在真伪尚未判定之前，批判优劣的阶段就还未到来，两者之间的程序，批判优劣，是在真伪判定之后，而不是判定之前，亦即认识优劣，不可能不在认识书画本身真伪之后。
鉴别，就是认识。鉴别从认识而来，认识是为鉴别服务的，鉴别运用认识，当认识深化的时候，鉴别的正确性才被证实了。
那么，如何来认识书画的真伪呢真伪的关系，町以说伪是依附于真的。不能认识真，就失去了认识伪的依据。真认识了，然后才能认识伪，认识始于实践，先从实践真的开始。
二、你对书画本身的认识
人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艺术反映着阶级社会的思想体系，也无不显示了它的阶级性，打上了阶级烙印。
这里将不从艺术史来加以论列，而从古典书画的笔墨。个性，流派等方面来认识它的体貌与风格，是完全从鉴别的角度出发的。
笔墨。书与画是用笔和墨来表达的，是形成书与画的基本之点，是书与画重要的表达形式。
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论六法：“夫象物必在于形似，形似须全其骨气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工画者，多善书。”张彦远说的是书画的相同之点在于用笔。元赵孟頫诗：“石如飞白木如籀，写竹还于八法通，若也有人能解此，方知书画本来同。”赵孟頫更形象地指出，画石用写字的飞白法，树木似籀文，而写竹也与写字的笔法相通，书画是同源的。书画同源有两种意义，一种是文字发源于象形，亦称“书画同体”，一种就是指的笔法，而所谓笔墨，就是笔法与墨法，笔墨这个名词起于五代荆浩，他曾经评论唐吴道子与项容的画笔，他说：“吴道子有笔而无墨，项容有墨而无笔。”这讲的是笔墨配合的问题，要笔墨并重。
（甲）书
1.用笔：就是笔法，什么是笔法先从书来说，笔法的最早说法即所谓的“永字八法”。后来以“八法”二字来代表书，就是指的“永字八法”。但是，在这里谈“永字八法”将不是主要的。所谓笔法，是指当写字的时候，笔在纸上所画出的那些线条，在书法中称之谓点画，字是通过点画而形成的。从点画而形成字的形式，称之谓结体，即字是以点画组织而成，结体就是组织结构。点画不是静止而是变动的，它能起无穷的变化，变化是由于提按而产生。什么叫提按就是从起笔到收笔，起笔是按而收笔是提。点画由于提按而产生变化粗的。细的。又粗又细的，而结体通过提按的点画与组织的变化，使笔或长或短，或正或斜，或直或弯，形成了左顾右盼，回翔舞蹈多种多样的形式与姿态，这就叫笔法。
2.个性：书的点画、结体，不是静止的而是变动的。从这一种书体到那一种书体如真。草、隶、篆，这一家的书到那一家的书，产生了千千万万变化不同的形体，每个书家通过点画与结体所形成他自己的特殊形体。其中就产生了它特殊的性格，这就是风格。
但是，一家书体有一种特殊形态而这种形态也不会固定不变、首先，在书体本身的历史行程中要变，这个历史行程，一般都把它分成几个时期早期。中期，晚期，或者前期、后期，这基于作品流传的多寡，实践的限度，而认识是随着这个因素而定的。
字从瘦的变到粗的，或粗的变到瘦的，长的变到扁的，或扁的变到长的等，这是从它的形式方面看；从硬的变到软的，或软的变到硬的，扁的变到圆的，或圆的又变到扁的，稚弱的变到苍老，或苍老又变到稚弱等等，这是从它的质的方面看。
从形式上看，是认识的概念；从质的方面看，是认识的深化。
以上是字在历史行程中自然的变化，字还能从其他的因素发生变化，这是被使用的工具所促成的，如笔，笔锋是尖的或秃的时候，墨，乾些或湿些。浓些或淡些的时候，纸或纸质不同的时候，绢、绫或绢，绫质地不同的时候。
字当书写的时候，精神的充满与否，也会使它发生变化。
在这些情况下，形式虽变，而性格是不变的，因为，工具只能变它的形式，而不能变它的性格。
当认识的时候，必须充分注意这些情况，而性格是主要的一面。
那么，在字的本身历史行程中既有各个时期的自然变化，那么，它的性格变不变呢不一定，这要从具体的情况而定。
当一种书体在它自己的历史行程中，它的性格，或者变或者不变。而在一个书家所擅长的几种书体中，它的性格也是或者相同，或者不相同的。
例如，元倪云林的字，前后的性格是不变的，明祝枝山的书体有好多种，它的性格就相当复杂，徐渭的书体有多种而性格是一致的，清金农的早期与中，晚期是不同的。中期以后的隶书与行书的性格相通。
3.时代性：在同一时代中，各个特殊形式的书体，都有它的来源与基础。即通过它的师承与彼此间的影响等等。由于这些关系，彼此的艺术表现，就有某些相通之点，因此，在各个的特殊性格之中，包含了共通性，这个共通性不为其他时代所有而为这一时代所特有，这便是时代风格，时代风格，正是从个别风格而来的。
认识的主要之点在于各个特殊书体的如此这般的性格和它所可能的变，各个时代的书体的如此这般的性格和它所可能的变，被此之间的艺术关系与相异之点，这一时代与那一时代的艺术关系与相异之点。
认识了这些特征，就可以来举一个例：传世有名的王羲之《游目帖》，要不受任何旁证的迷惑，不管以前对它有过任何评论，而直接从它的本身来作出真伪的判别。
《游目帖》是不真的。当然，并世已经没有王羲之的真笔存在，有的也都是唐代勾填本。但是．《游目帖》既不是唐勾填本，也不是勾填本，而是出于元人的手笔，理由何在在于《游目帖》的笔势与形体，已具有赵孟頫的风格，这一判别正是基于《游目帖》的时代风格与个人风格这两重特征。
4.流派：一种特殊的书体的形成，都有它的来源，如这一家的作品，它的艺术风格，为别一家所承继，前者的艺术风格，就成为后者艺术风格的来源。这个来源，或者是同时代的，或者是前时代的。这一个艺术风格既从那一个艺术风格而来，而在形式上、性格上或多或少的保留了前一个风格的某些共同之点，这就是流派。
例如，况枝山的草书，是从唐怀素草书而来，也兼受了宋黄山谷草书的影响因此，祝枝山的草书是怀素与黄山谷的流派。
认识的主要点在于同一流派之中相同与相异的特征，事实上，一个形成了的特殊风格，它的常性容易捉摸，难于捉摸的是变，而它的常性是隐藏在变之中的。在同一流派之中，它的关系有明显的，有不明显的，一种是相同之处不明显，这就难于捉摸。如明王穉登之于文征明，这里主要在于搜寻二者之间的相同之点。
再举一个例：唐张旭草书《古诗四帖》，在鉴别上是一个麻烦的问题，因为张旭的真笔，此帖是仅有的，但是，帖的本身，张旭自己并未书款，说它是张旭是根据董其昌的鉴定，因此，要分析董其昌的鉴定是否足以信赖。
试图直接从帖的本身来辨认，觉得应该承认董其昌的鉴定，但是不倚靠他所作出鉴定的论据，因为董其昌曾见过张旭所书的“烟条诗”、“宛陵诗”，他说与此帖的笔法相同。这二诗现在已经见不到了，连刻石拓本，也不知道是否尚有流传因而董其昌所依赖的根据，到现在就无从来作为根据了。
以论这一卷草书《百诗四帖》的笔势，是一种特殊的形体，从晋代到唐代的书体中，都没有见过，但是，从它的时代性来看，确为唐人的格调，在没有其他证据之前，所能认识到的第一步只能到此而止。
据历来的叙说，颜真卿的书体是接受张旭的笔法，从唐怀素的《自序》和《藏真帖》都曾谈到颜与张旭的书法关系。因此，我们特别注意到颜真卿所书的《刘中使帖》。《刘中使帖》与这一卷草书《古诗四帖》的后面一段尤其特殊的流露着两者的共通性，更从两者的笔势和性格的关系来看，显示着《刘中使帖》的笔法，是从草书《古诗四帖》的笔法所形成，而不是《草书古诗四帖》的笔法从《刘中使帖》而来，这是很明显的，因为两者成熟的阶段相同，而成熟的先后性质是有区别的。此外，据北宋的大书家黄山谷说．五代杨凝式的书体，与张旭、颜真卿，颇仿佛。现在流传杨凝式的墨迹如么神仙起居法》、《夏热帖》，它的形式与笔势，也与这一卷《草书占诗四帖》相近，一切说明《草书古诗四帖》是这一种书体的先导者，因而可以承认董其昌的鉴定是可信的。
认识的依据，正是两者的流派关系，两者之间的特殊性和共同性的贯通。
画与书一样，有笔、个性，时代性、流派等方面，书与画的形体虽完全有别，但二者的原理是一致的，完全相通的，甚至有些情况也完全相同。、
1.笔墨：画运用笔的形式，方法与书相同，而要比书夏杂而更多变化，它的基本之点在于配合对象。因而用笔，是从对象出发，从对象产生。对象，正是笔的依据和根源，用来摄取对象的形与神所产生的笔的态与势，情与意，就产生了笔自己的精神骨血，这就叫“笔法”。
纯粹是水墨的画，主要是墨的表现，如何浓淡变化地来反映对象，使对象在这单一的色彩之下有生动的神态，这就叫“墨法”。
墨的发挥，必须运用笔，才能使墨起无穷的变幻，所谓“墨分五彩”，墨与笔的关系是最密切的。
笔表现在人物画上，以线条为主。线条，即明人所起的各种“描法”。所谓“描法”，是指线条的形式，如唐吴道子画人物的线条，名之谓“兰叶描”或“柳叶描”。北宋李公辚的线条，名“行云流水描”，这一名称，来源于元汤黾汤屋说李公麟的笔“如行云流水有起倒”，是指的运笔流利并抑扬顿挫地有转折起伏，而北宋米芾称吴道子的笔“磊落挥霍如莼菜条圆润”。“磊落挥霍”、“圆润”、，“行云流水”都是从笔的性格方面而定，这些形象性的说法，是前人酌理解，而我们还是要从实践中来认识这些线条的形式与性格的。
唐代人物画的描笔，开元、天宝以前，乃至上推到晋汉，它的形式是，线条不论长短，基本上都一样粗细，而转折是圆的。尽管个性不同、流派不同，而这个形式不变。这可以从汉墓壁画、敦煌壁画、顾恺之《女史箴图》和阎立本《历代帝王图》来辨认。开元，天宝以后，虽然形式依旧，而渐次地在起笔时有尖钉头出现，而转折也频添了方的形式。这可以从唐人的《纨扇仕女》，孙位《高逸图》来辨认。乃至北宋武宗元、李公麟都是如此。描笔从没有尖钉头到有尖钉头，转折从圆到方，以至粗的细的，光的毛的，粗细混合的，光毛混合的，软的硬的，流演到南宋梁楷的“减笔”与“泼墨”。宋元明清以来，产生了无数形体，无数流派，笔势变了，引起了性格的变化。
“皴”，是山水画中笔的主要部分，是表现山与石的脉络和高低凹凸，是各种粗或细，长或短，光和毛等等的线条所组成，这就叫“皴”，皴有“皴法”。如何运用各种线条来描写山的质地，这就叫“皴法”，如北宋董源的山水称“麻皮皴”，南宋李唐的山水称“斧劈皴”等等，这些名称，都是根据皴笔的形象而起的。
山与石，须要以皴的方式来表现，而水和树木等等都是山水画的组成部分，就不能统一运用“皴”。这里，笔需要采取不同的方式来描写这些不同的对象，因而，在山水画之中，笔显示了它的特殊复杂性。
山水画有两种：一种是着色，一种是水墨，水墨就是有深淡变化的纯一黑色，而著色的还有两种：“青绿”（矿物质色）与“浅绛”（赭色与植物质的青绿色）。“青绿”的皴少，而“浅绛”与水墨的皴多，它的形式是多样的。
花鸟画，有“双勾”与“写意”，有水墨与著色。两派的形成，显示了笔的突变。“双勾”是以细的线条为主，如两宋、元以及明代的院体：而“写意”，所谓浓涂大抹，是以粗大的笔为主的，如明清的沈石田，八大山人等，还有一派名没骨法，是工细着色而不用双勾，如恽南田的画派。
笔有性格，而著色是烘晕而成，没有笔的迹象存在，是没有性格可寻的，因而，在鉴别上不起作用。固然，如蓝瑛的仿张僧繇没骨山水，著色就有一定的特点，但它仍不能不结合笔来辨认。
2.个性：不论人物、山水，花鸟等画科，它的风格如何，是出于笔的主使，为笔听产生，因而，个人风格的认识，是以笔的性格为基础的。
例如，沈石田的山水与文征明的山水不同，不同之点是从两者的体貌来辨认; 体貌是从那些山、水。树木等等形式来辨认，而这些形式，要从笔来辨认，特殊的笔所表现的特殊的形象，两者的综合，才是风格的认识。
个人风格，它的前后期是一种体貌的，其间形式，笔墨虽有变，而性格是不变的。如元倪云林的山水，明陈洪绶的人物，清恽南田的花卉。
前后期有多种体貌，形式变，笔墨变而性格也变了。如明沈石田的山水是。但也有性格变了而它的常性却隐藏在变之中，如明唐寅的山水，元赵孟頫的《百尺梧桐轩图》等就是。
但是，性格虽有前后期之分，有变不变之别，然而真伪的混淆是不可能的，
例如，传世有名的末赵子固号白描水仙图》共有五本，体貌都相同，然而性格是截然不同的；是否有前后期之分呢?
这五本之中，一本为两株水仙，一本是三株，其余三本则为繁密的长卷。假如运用从笔的性格来分析的方法，就立刻能够证明前者两本合乎赵子固的性格，而后者三本，是赵子固所不可能有的。这里，就不是前后期变化的问题，而是这两种不同性格的相容与不相容的问题。
3.时代性：在某一时代的共通性格中，也包含着它前代的个别性格或共通性格，因而，这一时代的作品，被误认为那一时代的，这一情况，在与宋画与明代院体之间，最容易发生，应当说，问题在于没有从时代风格的特征来辨认。
那么，时代风格特征是什么呢?
被误认的原因，主要在于形式方面在于两者的形式有共同性，但是所谓风格，不论个人的或者时代的，都产生于形式，它不能脱离了形式而独立存在。因此，脱离了形式来论风格是不可能的。
然而形式可以独有，也可以为多数所共有。不仅在同一时代，还可以从前代到后代，因而，形式的范围是比较宽广的。
仍以明代院体与南宋绘画面论，两者形式是相同的。但相同之中，总有它的相异之点，这就是特征，但是这个特征，还不能起独立作用。因为形式，在个人或同一时代的，也都可能有变。所以单独利用形式的相异，仍然是不可靠。而且，如其形式相同，又将怎么办呢?因此，形式的相同与否，就不是主要的，而主要的首先在于笔，特征是笔的性格，笔所形成的形式，形式所产生的风格，三者是分不开的，三者的综合是个性，也是时代性。
4.流派：形式出于传授丽有明显的相同性，形成为流派，流派的形式有同时代的关系，也有前后代的关系，这方面的认识对鉴别所起的作用在于：
（一）说明某些作品的时代。
（二）说明某些作品的时期。
（三）但有时也能对个性起混淆作用。
例如（1）：南宋院体山水，元代之南宋院体派或明代院体。又蓝瑛的继承者很多，从这一画派可以看出都是清初的作品。
例如（2）：陈道复的山水为文征明一派而属于文征明细一派的是早期，
例如（3）：北宋郭熙与王洗的山水，都是李成一派，由于郭与王的形式相同，历史著录的郭熙《溪山秋霁图》，其实不是郭熙
而是王洗的画笔，正是流派把个性混淆了。
还有两个问题。一，董其昌的代笔。二，浙派。
（一）赵左。沈士充之于董其昌，两者之间的形式，有时几乎难于分别。如沈士充的《仿宋元十四家笔意卷》。赵、沈画笔，源出于董其昌，因而是一个流派，据历代的叙说，董其昌当时的捉刀者，历历可数的无虑有十数人，而赵、沈也是其中的一员，经久以来，董其昌的代笔与真笔时常混淆不清，因而问题的中心，似乎已不在董其昌的真伪而在于代笔。
董其昌的画派，大致说来在六十岁前后是一种体貌，七十岁前后又是一种体貌，经常看作是代笔的，大体是属于前者一个时期的体貌而不是属于后者的时期的。从赵、沈的体貌来看，与董其昌的类似之处，正是属于前一个时期，而沈士充的《仿宋元十四家笔意卷》，也是属于董的前一个时期的体貌。赵、沈的画派与董其昌之间，至此分道扬镳。赵、沈的作品中，是停留在董其昌六十岁前后这一时期的形式上的，在赵、沈的作品中，绝未见过与董其昌七十岁以后的体貌有类似之处。这是明证。当然，说是为董其昌代笔的并不止赵、沈二人。但是，要数赵、沈与董的画笔最接近。
再则，所谓代笔，还要依靠真笔来说明这一问题。事实上，当时宗尚董其昌的，不仅在董的画，更在董的书，可以乱真董的书比乱真董的画更多，所谓董的代笔，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根本是当时的伪造，把它看作代笔了。但一部分确实是董的真笔。形式可以混淆，性格本身是不能混淆的，至于代笔，不是绝对没有，有也是绝少的中，都显示了与蓝瑛的密切关系，如其要指出浙派，那么，应该是蓝瑛。
因此，如从传统所说的浙派，来寻觅此中的相同之处，渊源关系，真是“缘木求鱼”了。
渊源，是先，后，甲，乙之间所受的影响，有流派的关系，而并不一定形成流派，有时甚至相反地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流派，而其中却隐藏着渊源关系。
例如：八大山人的山水之于董其昌的山水，这两者的体貌，看来是风马牛，但是，董其昌对八大山人，却是渊源很深。八大山人是从董其昌的画派发展而来的。这可以从作品中寻出二者之间关系的例证。
渊源也是有明显的，有不明显的，石涛之于倪云林，是明显的，王石谷以元人的笔墨写北宋人的形体，这也是明显的。
黄子久，倪云林的笔墨，以稀疏为主，是出于赵孟頫从李成所扩展的简括形式，这是不明显的，恽南田之于王武，石涛之于沈周，陈洪绶之于文征明，也是不明显的。自然，渊源明显的，容易辨认，而不明显的难于辨认。然而，这些渊源关系，对鉴别也是不容忽视的。
对书画本身的各方面认识了，各式各样的旁证认识了。那么，当见到某一时代某一作家的作品的时候，与我们所认识的各方面符合了，这一作品，就是真笔；不符，就是出于伪造，显然，它在真笔之中是不可能有的。
三、最后的话
书画作伪，已是千年的历史了，斌趺鱼目，随处都是。从传统的鉴别方法，对变幻多端的作伪，是值得商榷的。
鉴别，并不排除任何旁证。但它必须在书画本身判定之后才起作用。其所以是如此，于二者的关系，不是同一体，因而旁证的可信性，必须由作为主体的书画本身宋对它作出决定。鉴别是最终目的，是为书画的真伪服务，为有旁证的书画服务，也为无旁证的书画服务，这就是所以对书画本身要有独立认识的必要。
最切实的办法是，认识从一家开始，而后从一家的流派渊源等关系方面渐次地扩展。一家认识了，开始与书画结下了亲密的关系，其他就比较容易过关了。
我们经常对鉴别，还不能不发生错误，第一在于学习唯物辩证法不够，对书画本身的认识不够，这是主要的。
认识不够也有由于客观因素，如受到资料消灭的限制对某些实物已无法认识，或缺乏有系统性的资料，使认识不能有系统性的发展。
历史、文学，书画理论等等，对书画鉴别也有密切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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