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一家电视媒体提出采访袁义达先生,袁先生为慎重起见请示了研究所领导,领导提了两条要求:不泄露研究机密,不贬低同行。听到后一条,袁先生乐了:“我没有同行。”
在袁先生的书架上,一排《二十五史》和众多历史学书籍格外醒目。他说:“别人读史注重故事,我关注人名、姓氏。那些烈士、烈女名录就是我进行历史上姓氏统计的资料来源。”
袁义达发现,“姓氏基因”研究显示的生动的生命遗传信息与历史的发展可相互印证。宋、元、明、当代四个历史时期的姓氏分布曲线虽然吻合一致,但也存在细小差异,如明朝七大最常见姓氏占人口的比例比宋朝和当代都低1%以上,反映出宋朝到明朝中国人口曾经大幅度降低过。历史人口数据表明,由于连年战争和屠杀,在元朝,北方和四川的人口急剧减少,而浙江、江西、湖南、湖北一带的人口却相对增加,姓氏分布记录与此吻合。北方地区主要姓氏王、李、张、刘和杨占人口的总比例在明朝比宋朝和当代都低1个百分点,尤其赵姓的比例降低了4个百分点,这是因为赵姓是宋朝的皇室之姓,自然受到更大的冲击。到了清朝,政局比较稳定,经济发展,人口迅速增加至4亿,南北人口比重趋于平衡,因此大姓人口迅速增加,以至恢复和超过了宋朝时期相应姓氏所占的比例。
“目前,‘姓氏基因’研究最引人注目的结果是:同是汉族姓氏,却可以从血缘上分成两大分支,以武夷山-南岭为界,南北两地汉族血缘差异颇大,甚至比南北两地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差异还要大。”袁义达介绍说。十几年来,袁先生与助手收集了上百万份血型以及酶、蛋白质等遗传标记数据,研究其分布规律,并和姓氏的区域分布比较,从遗传学角度进一步证实了以前生物学和人类学、历史学得出的结论:汉族只是文化上而并非血缘上的完整群体,整个汉族是在与少数民族的逐渐交融中形成的。
中国人的姓氏资源
中国人姓氏的历史已经有五千年,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姓氏。在世界其他地区,姓氏的产生不过是近一千年的事情。欧洲大陆普遍使用姓的历史只有400年。日本在公元5世纪出现姓,但只是贵族的特权,并未在民众中普及。直到明治维新时期,1875年政府颁布法令,实施户籍登记,日本人才急匆匆为自己找姓,多以所居地名为姓,因此多为两字姓,当时日本人一下子涌现出3万多个姓来。
中国人,特别是汉族社会中,宗族观念根深蒂固,同姓同宗在汉人眼里是一种很强的联系纽带。袁义达认为,中国姓氏是中国几千年父系社会全过程的见证,它以一种血缘文化的特殊形式记录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中国人的姓氏种类和分布是一项重要的国情。”
在中国的东南和南部地区、港澳台地区和海外华侨中,修家谱十分盛行。据袁义达介绍,民间的家谱类的传统资料是研究中国汉族亚群体的重要资料,以美国犹他州国际家谱研究中心为代表的一批国际研究机构,长期以来一直十分重视收集中国人的家谱,并结合着各种学科的需要,研究着中国人家谱的历史、今天和将来。中国国家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等收藏了中国年代最古、质量最高的家谱,全国图书馆收藏的家谱种类达两万多种,总数大约20万册,这还不包括民间收藏和1949年以后重修、新修的家谱。“这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和具有持续研究价值的宝贵资源。”
“除了通过姓氏研究中国人的源和流、研究汉族划分标准、研究中国人Y染色体基因的多样性,姓氏群体遗传学还要研究姓氏与病理的关系。”袁先生说。
国外最新的科研结果表明,男性成人细胞在减数分裂时的染色体突变率是女性的两倍,而基因突变和疾病的发生关系密切,这和Y染色体目前尚未得知的功能有何联系呢?“既然姓氏反映了基因的传递,那么对‘姓氏基因’的研究就有望找出疾病分布与姓氏分布的关系、长寿因素与姓氏的关系,甚至找到药物的姓氏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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