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茅盾原名沈德鸿，字雁冰。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他“经历了较前更深更广的生活，不但看到了革命与反革命的矛盾，也看到了革命阵容内部的矛盾，尤其清楚地认识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大变动时代的矛盾，而且也不会不看到自己生活上、思想中也有很大的矛盾。”在这种矛盾的经历之中，他便取了“矛盾”为自己的笔名，后听从叶圣陶的建议，改名为“茅盾”，以便更象一个真名。
作家艾芜，30年代有一个笔名“刘明”，乃“流民”谐音。“刘明”其名概述了他青年时代由四川流落到云南、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饱尝辛酸的人生经历。艾芜在苏联有个“同情兄”，即高尔基。高尔基父母早亡，11岁就到社会谋生，当过学徒、看门人、锻工、更夫、码头工人等，后来他开始发表小说，取个寓含“痛苦”之意的“高尔基”为笔名。这个笔名是其艰辛生活经历的真实写照。
笔名而外，别号乃文人墨客载述个人生活经历的一个重要阵地。钱谦益降清后，别号“峨嵋老衲彻修”，这位醉于名妓柳如是石榴裙下的人物，缘何以老衲自号，且要铭心彻修呢？原来他当国变之际，为保全名节，理应一死殉国，可他又不舍温柔余生，只厚颜事敌，无奈，只好躲入思想的防空洞里去彻底修悔了。如其诗句“病树不堪蛇在腹，野花唯倚草为心”所言，矛盾的内心，只得在别号上予以渲泄。
曾国藩晚年号求阙斋主人，与其壮年时名寓含的要做国家藩篱志趣迥异。查史发现，自古以来的知名人物，名字多是响当当的，富于进取精神。及其晚年，事业有成，性情转趋平淡，立号便托身于山林泉石，既超然，也退隐了。地位愈高，将退的气氛愈浓厚，对人也越谦虚。如考父所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俯，三命而趋”。曾国藩位极人臣，命名求阙，正是出于这种心理。从名字到号的发展上，我们可以看到名人们社会经历而引起的心理反映。
鸦片战争后，外患内乱，中华民族面临严重危机，不少文人的别号又带上了强烈的爱国色彩和奋发向上的精神，这是个人别号与社会习气相悖的例证。如英烈邹容号“革命军中马前卒”，秋瑾号“鉴湖女侠”，周树人号“戎马书生”,沈雁冰号“醒狮山民”等，这些别号，是与其社会时代环境密切相关的。
除了取名、命号等以外，人们的改名、改字亦是常常切合时代背景和个人行为轨迹的，这将在改名漫谈中涉及到，在此不涉重复之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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