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期，汉族人名受国外影响发生根本性变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人们仰慕西洋的繁荣和发达，在人名中抒发其意；另一方面，鉴于清庭腐败，有志之士又在人名中抒发了“奋发图强，振兴中华”的意愿，如章太炎、赵炎午、胡汉民、于右任、戴天仇等，无不是爱国主义思想的反映。
在国外，每一次重要的政治、宗教、经济活动也在人名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拿犹太人为例，每一次排犹反犹浪潮，都在犹太人的姓名中留下痕迹。18世纪末19 世纪初，欧洲各国掀起反犹浪潮，无家可归而寄身各地的犹太人得不遵守居住国制定的一系列关于扰太人取名选姓的侮辱性强令。如匈牙利的犹太人被迫只姓白色、黑色、大的、小的四个姓，而在名字的选取上，“
瘦皮猴”、“公牛尾巴”、“蠢驴脑袋”等名则成为他们不得不选择的范围。二战期间，德国纳粹甚至限定犹太人只能使用官方颁布的《犹太人姓名一览表》中列举的185个男人名和91个女人名，今天的人们不查历史，只要看看犹太人的姓名，就能从中明了当时犹太人颠沛流离、寄人篱下的悲苦生活。
在俄国，十月革命又产生了一大批与以前古传惯名和宗教名为主的姓名相悖的含有革命意味的名字，如列夫米尔、马列因、皮亚特夫切特等，分别孕含世界革命、马克思——列宁、五年计划四年完成之义，这些直接印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代烙印的名字，在当时遍布整个苏联。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姓名又在这个分水岭上显示了变化的轨迹。在今天老一辈的人名中，带有“福禄寿喜、荣华富贵”等字眼的名字较多，如钱世福、张有禄、王寿喜等，不胜枚举，但在共和国成立以后出生的公民中，这一类名字就大大减少了。共和国成立后的四十多年里，人名的变化又随抗美援朝、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等运动的起落而变化，在很多四世同堂的家庭，人们可以从他们几代人不同的名字上回忆起这四十多年的风风雨雨。共和国成立后的人名用字，往往随着历次重大政治运动或社会变革而变易，有着强烈的时代特色，下面分几个阶段予以分析：
1、建国初期（1949一1950）：这两年是共和国迎来曙光后的起点。在北京市公安局的户籍档案中，六位1949年10月1日出生的公民，其中三位男性全都取名“建国”。张建国，在北京铁路局工作；吴建国，在南湖渠砖厂工作；另一位张建国在中国科学院工作。而另三位女性中也有一位叫王庆华。
2、抗美援朝时期（1951一1953）：这时叫卫国、援朝、抗美的颇多，如宋卫国、方卫平、邓援朝、姚抗美等。
3、五十代中期（1954一1957）：这段时期正值共和国集中精力建设祖国时期，因而人名中的建设、建强之类的名字不少，如高建设、李互助、张建强等。
4、大跃进年代（1958一1959）：体现时代特色的如卫星、跃进、跃华、超英遍布市廛。象孟跃进、潘胜天、戴红花、王超英、方卫星等。
5 、三年困难时期（1960一1962）：有任自力、杜更生、沈抗洪、宋图强等名，抒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
6、六十年代中期（1963一1965）：毛泽东同志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全国掀起学雷锋热潮，这在人名中亦有反映，这时高学雷、艾敬锋，是为学雷锋的显现；钱志农、董加耕，则为返农潮的再现了。
7、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一1976）：乒乓球名将马文革，是在“文革中出生的，有人曾建议他改名，他婉言拒绝了，他认为，“文革”之名，毕竟是一种特殊年代的印记，一种历史运动的镜像，于是马文革这个名字因而得以保留。
在“文革”期间以某种特定的字取名的不可胜数。据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统计，取名用“红”字的频度建国后越来越高，从建国初的0.136%猛增到“文革”期间的2.151％。有林氏三兄妹，原名都是三个字，后来一起更名为林东、林方、林红，三个名联起来即为“东方红”。还有一个姓郑的女孩，原名叫郑秀英。全国学解放军时，她改名为郑学军；后来进了工厂，又易名郑继红。有人嘲讽她的不断改名，说：“将来她结了婚还得改——那时就改成郑何氏（正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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