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经历了几千年，人名系统亦经历了风风雨雨，记载着封建王朝的社会变迁。汉族人名系统中的避讳，如今成了考古、史料学家寻根问祖的有力根据，这也是封建时代人名受政治影响的一个很显著的例证。
避讳始自秦代，但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避讳内容，同一朝代的皇帝也有不同的避讳文字。西汉初讳“邦”、“雉”，东汉则避“秀”，”庄”等。从另一方面讲，王侯将相的姓氏避讳为后人的考证提供了良好的条件。避讳是姓名影响社会的一个特殊点。
另一个特殊点则是赐姓和国姓的显贵。汉以刘为国姓，唐以李为国姓，当然各代赐姓的文化内涵是一致的，但所赐的国姓无不深深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
封建社会中，几乎每朝每代都有群体性姓名打上时代烙印的典型。
魏晋六朝，五斗米道兴起并逐渐得到普及，“之”字作为五斗米道的标帜，记载了当时该道鼎盛时期的状况。当时的显阀与士族，无不采用之字为名，甚至父子兄弟数代相袭，不避名讳，如祖冲之上有朔之，下有恒之；顾恺之上有悦之，下有宪之等。今天的人看“之”名横行的历史，一般都能猜到是魏晋六朝史，这真是以姓名标帜社会的一个典型例证了。
南北朝时期，宗教兴起至于泛滥，亦可以从人名中窥见一斑，翻阅《南北史表》，什么僧绰、僧珍、僧果、金刚、力士、摩诃，梵童、法僧之类的名字随处可见，释道宗教在当时社会的地位，聪明人肯定会一目了然。
唐乃盛世，歌舞升平，国富民强，无论大臣还是草民之间的关系都很融洽，这在当时的名字系统中也有反映。唐代人名的最大特点一是名、字相同，一是喜欢标榜排行。名是用来自称的，字是让朋友呼唤以示尊重的，名字相同，则自己与别人在称呼上就不分你我了，这种自谦且谦人的形式在较为开放的唐代出现是正常的，象郭子仪字子仪、李鼎字鼎、司马之礼字之礼、孟浩然字浩然等，把对方客气和尊重的路堵死了，不由你不随和了。
唐人的行第称呼流行是社会生活打在人名上的第二个烙印。打开杜甫的《草堂诗笺》，诗题上的称呼，满眼行第字，如韦十六评事、樊三十三侍御、高三十五书记适、李十五丈等。唐人诗文集中，这种行第称呼是第一特征。见此特征，断为唐诗，八九不离十。这种习惯不仅畅行于诗中，而且朝野上下，闺阁内外都很流行，如唐高祖呼裴寂为裴二，明皇呼宋济为宋五，德宗呼陆贽为陆九，是为朝中君臣间的亲呢；徐十一娘，占三娘，朱十二娘，陈卅一娘等，洋洋大观，是为闺阁间的和睦。今人读唐史，单从姓名中即可了望唐时的和顺氛围，又可在查阅姓名中，一眼找出唐时诸公的大名，姓名于社会生活的镜像又见一斑。
尊老养老乃我国传统。素有崇高地位的老人，在宋代最为人所敬重，以致时人取名时亦常以“老”字自褒，什么赵学老、李商老、徐某叟、王次翁等，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宋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孟子语录得以淋漓尽致的贯彻执行。
19 世纪，封建社会的铁门在鸦片战争的炮火轰击下，呼然洞开。西方列强入侵，在中国社会冲起阵阵惊涛骇浪，“德先生”和“赛先生”走到中国民众面前，从文化到社会生活各方面为中国人指明了一条新的出路，人名作为社会的忠实镜子，折射着这种历史的起伏。
“五四”前后，各种各样的书刊杂志上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乔治”、“约瑟”、“玛丽”等名字，“德”、“赛”二公潜入人心的情形在人名中亦有反映，受赫胥黎《天演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进化论观点的影晌，李天择、张竞生、钱竞存、文竞雄的名字大受欢迎，而另一方面汉族人名的重姓氏，且名、字、号齐备的结构亦受到刨根见底的清理，人们再也不把姓名作为一种血缘关系的外显，而当作一种纯粹的符号，随意改姓、随母姓甚至不要姓的现象屡见不鲜。如一些作家取代了本来姓名而选用了笔名，成名后干脆以笔名作为真名使用，直至作古。像曹禺原姓万，名家宝；鲁迅姓周，名树人等。历时千年之久的避讳制度也被彻底革除了。对尊者长者之名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也一反常态，常以其名来命名其他事物。最突出的是以孙中山先生的名字来命名的有中山大学、中山陵、中山装，几乎每个城市都能找到“中山大道”或“中山街”。另外，社会上同姓不婚现象已成为旧习而丢弃，不少同姓氏的男女喜结良缘，伉俪双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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