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的笔锋让一味迷信暴力的张作霖乱了手脚,他秘密汇款30万元给邵飘萍,但邵飘萍立即退回,并继续在报端不断揭露张作霖,他对家人说:“张作霖用30万买我,这种钱我不要,枪毙我也不要!”
在邵飘萍的主持下,《京报》着重报道和评述政治新闻——
北洋政府诡谲的政局和纷纭的战事,讲求新闻的时效性和真实性,立场客观公正。他报道的典型案例有曹锟贿选大曝光,还有轰动一时的“金佛郎案”等。
创刊不久,《京报》的销量从最初的300多份,一跃上升到4000多份,成为京城的一家名报。
《京报》自诞生之日至最终停刊,20年间命运多舛。1918年8月22日,《京报》创刊不到一年,即被当时的“安福系”北洋政府查封,邵飘萍遭到通缉远走东瀛。1920年,“安福系”政府倒台,《京报》得以复刊。1926年邵飘萍遇害,《京报》被迫停刊,两年后在其夫人汤修慧的主持下再度复刊。二次复刊后,汤修慧任社长和总经理,此后十年,汤修慧艰难支撑着邵飘萍的遗业,直至七七事变后最终停刊。
报业生态与报界同仁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北京的报馆处在统治中心,各派军阀为了争权夺利,在混乱的争斗中,往往在运用武力的同时,还要借助于舆论和宣传的力量。军阀和政客除了自己直接控制报纸,还用津贴等手段间接掌控报纸。当时北京大小70多家报纸,三分之二以上都有一定的政治背景,它们随政局沉浮,并无一贯的政见和主张。无“报格”是当时北京许多报纸的共相。
1914年,邵飘萍为《申报》采访和撰写特别通信,
同时自己经营新闻编译社,几年下来萌发了自己办报的决心。因为当时国内各家报纸几乎都是党派报纸,即使有民间独立报纸也鲜有影响。那时,创办一家报馆并非难事,一方面法律允许,另一方面在采访、编辑、印刷、发行上都有便利,因此,邵飘萍辞去《申报》职务,联合友人办起了《京报》。
邵飘萍的新闻才华和事业并非奇峰突进,在他之前,已有王滔、梁启超这样以评论著称的著名报人,与他同时代的还有黄远生,一位以新闻通讯见长的报界奇才。邵飘萍进入《申报》时,黄远生已是上海《时报》、《申报》驻京特派记者,善于调查研究,勤于采访,擅长撰写新闻通讯,且其品行操守高远,最终因不为袁世凯利诱所屈,在美国被刺杀。黄远生被称为“中国第一个真正现代意义上的记者”,他对邵飘萍产生过很大影响。
与邵飘萍一起在《京报》并肩作战的还有“兄弟报人”潘公弼和潘劭昂,《京报》前期和后期的主笔。他们是邵飘萍一手培养起来的骨干。潘公弼说自己与邵飘萍是“同学同事同患难”,他是邵飘萍在东京留学时候的同学,一起组建了东京通讯社,更是《京报》的创刊元老,几乎所有《京报》的采访、著译、编辑,
都由他与邵飘萍分任。随《京报》的沉浮,潘公弼多次锒铛入狱受尽磨难。邵飘萍死后,潘公弼仍然活跃于报界,长期主持上海的《时事新报》,其报刊文章被一时传诵,与当年《大公报》主笔张季鸾并称中国报界的“南潘北张”。潘劭昂则在邵飘萍殉报后受汤修慧之邀,担任了《京报》主笔。
邵飘萍与当时的著名报人张季鸾有深刻的友谊,邵飘萍遇难后,张季鸾虽流落在天津,经济窘困,但还是把邵飘萍的遗孀祝文秀(妾)母女接到天津照顾。每逢邵飘萍祭日,张季鸾都要到祝文秀寓所慰问,并且亲撰祭文,在邵飘萍的遗像前一边流泪一边诵读。
到1920年前后,在北洋政治“有限民主”的框架下,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激荡和新闻界同仁不断的斗争和博弈,北京新闻界渐成气候,形成了一种办报的氛围,即:各报都有各自抱负和固定使命,不为金钱势力所诱迫;主笔多属学者,具有远大思想;社长编辑除政客外,多为社会名流;代表民意,监督政府为报人天职。
“私领域”
邵飘萍“铁肩辣手”的另一面是他的“私生活”,也曾为人津津乐道甚至夸大。
历史上的邵飘萍风流倜傥、放浪形骸,也常出入“八大胡同”。对于自己的私生活,
邵飘萍并不讳言。1926年4月21日,邵飘萍避居六国饭店。22日,奉直联军开进北京。当日出版的《京报》刊出邵飘萍的《飘萍启事》,成为他的绝笔。《飘萍启事》中,他认为自己的罪名之一就是“不该说章士钊自己嫖赌,不配言整顿学风(鄙人若为教育总长亦不配言整顿学风)”。《乱世飘萍》作者郭汾阳认为,“作为一个旧时代的报人,沾染一些现在看来有所不宜的生活习惯和作风不足为奇,或者说,那也正是当时许多人的生活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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