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见“人教版”1990年版和2000年版《高中语文》第一册)一文，在论述到文化遗产的继承问题时，有“或是做了女婿换来的”一句，编者在此加了一条关于邵洵美的注释（注释全文如下：“这里是讽刺做了富家翁的女婿而炫耀于人的邵洵美之流。”），意在讽刺他做了富家翁的女婿，得了一大笔财产以后如此这般等等。这在当年鲁迅先生发表该文时，因人人都面临着风起云涌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为提醒革命青年要同资产阶级彻底决裂划清界限，可能起到了一定的警示作用。因此，鲁迅的话和这一条注释，在当时也许并没有什么不合适的。
然而，事过境迁，快七十年过去了，那种暴风骤雨式的阶级斗争早已结束了。面对和平时代，重读《拿来主义》时，读到鲁迅的这句话和这个注释，总觉得有点别扭和多余。
其一，这个注释本身没有错，它只是说明了鲁迅先生文中的那句话确是针对邵洵美的。因为当时阶级斗争尖锐复杂，许多革命青年又对此认识不足，所以先生的提醒也不是完全没有必要的。然而，在我们今天看来，鲁迅顺便带的那一笔确是太尖刻了一点。平心而论，这样的讥讽多少带有一点人身攻击的味道。况且这句话又同文章的主旨似乎也没有多少直接的关系。综观全文，鲁迅先生要论述的是如何对待文化遗产的大是大非问题，这与邵洵美的人格品质并无多大关系。当然，鲁迅先生说此话时也许并非刻意要整人，只是出于个人好恶，有点看不惯邵洵美的为人而顺便讥讽一下罢了。其实，综观古今中外的历史，因做了女婿而继承了大笔财产的事例比比皆是。何况鲁迅文中本来只是个泛指，也没有什么不可以，只要文后不作这个注释，人们完全能够理解这样的社会现实，何必指名道姓？这个注释纯粹是一种节外生枝的多余笔墨，既显得累赘枝蔓，拖泥带水，又限制了人们的联想。
其二，文后的这个注释似乎要告诉人们，穷青年不该入赘富豪家，这是个阶级阵线问题。然而，阶级斗争的现实却明确告诉我们，即使是穷困的革命青年入赘富豪人家做了女婿，那也未必都是坏事。按现在的话来说，穷青年做了富女婿以后，也不一定都会成为革命的绊脚石。在那个阶级斗争十分尖锐复杂的年代里，就是真正出生于富豪人家的子弟，也未必个个都是资产阶级的卫道士，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当年的周恩来、邓颖超、郭沫若等，哪一个不是富裕家庭出生的呢？就是毛泽东同志的家庭，至少也是个富农，这是他老人家自己说的。这些都没有妨碍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也没有影响他们成为伟大的革命家。更何况只是做了个富家翁的女婿，值得什么大惊小怪的呢？至于邵洵美其人，做了富家翁的女婿以后，是否变成了一个反革命分子？是否背叛了无产阶级革命？是否站到了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维护着旧的社会秩序？这一切，笔者手上没有详细的资料，不得而知，不能妄说。况且本人亦无意为其鸣不平。不过林淇先生的《海上才子：邵洵美传》（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2月出版）倒是比较清楚地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个事实：邵洵美本来就出身于富豪之家，他与盛佩玉的婚姻实属门当户对，并不存在因做了女婿而显贵起来的成分。如果鲁迅的那一笔是针对邵洵美的，那么这种指责并不恰当。再说，邵洵美一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出版事业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仅1935年，他就筹资出版了《时代》画报、《时代漫画》、《时代电影》、《文学时代》等七种杂志，有几种后来成了现代文学史上的名刊。他还曾慷慨解囊支助过丁玲、夏衍等著名作家和进步刊物。没有看到他有不光彩的行为和举动，只是在解放以后，却不知何故不明不白地身陷囹圄，备受折磨，及至放出，已是风烛残年，不久便撒手人寰了。众口一词认定他当年是穷青年做了富家翁的女婿得了一大笔财产的说法，纯属牵强附会，甚至是无稽之谈。
上篇文章：记者当如邵飘萍
下篇文章：画家邵洛羊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