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飘萍因为反袁入狱、三进三出，出狱后只得到日本暂避，在法政大学学法律、政治。同时，为国内的报纸写评论。他还组织了“东京新闻社”，反对袁世凯卖国。
尤其注意搜集海外新闻学知识，1915年10月就开始编著《新闻学》一书，12月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论新闻学》一文。积极倡导新闻救国，为后来回国办报做准备。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上海新闻界电邀邵飘萍回国。他于当月下旬匆忙返回祖国，参加反袁护国斗争。“为《申报》、《时事新报》、《时报》执笔。”发表了著名的时评《预吊登极》：
“京电传来，所谓皇帝者，不久又将登极。呜呼！皇帝而果登极，则国家命运之遭劫，殆亦至是而极矣！但二月云云，尚需多少时日，各处反对之声势，再接再厉。所谓登极者，安知非置诸极刑之谶语乎！记者是以预吊！”
全文共86字，却用了6个“极”字，把“登极”和“极刑”相连，预言“登极”之日，也是“置诸极刑”之时。短小精悍，用语犀利，给民众以希望。他在上海主持三报笔政，坚决支持蔡锷反袁护国的壮举，猛烈抨击袁世凯的罪恶行径。写下了一系列犀利、精辟的文章，如：《吾民不得不去袁氏之理由》、《同迫退位》、《十五省劝退》、《呜呼袁世凯》等，一直坚持到最后的十五分钟。仅据《时事新报》的不完全统计，他就发表了社论36篇、时评134篇。他高举反袁大旗，为扫除专制、重建共和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邵飘萍之名遂誉满全国。
1916年袁世凯死后，上海《申报》社长史量才聘请邵飘萍为驻京特派记者。《申报》是当时上海第一大报（资格最老、销路最广），他成为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享有特派员称号的记者。他以一个真正的新闻记者的面目出现在民众之中，深入实际采访，把真实的情况告诉读者，甚至不惜冒生命危险。
在短短两年间，他就为《申报》写了200多篇22万多字的《北京特别通讯》，都是来自第一线的报道。他的文章真实、生动，深刻、犀利，分析在理，常常是一针见血，有其独到之处，因此才脍炙人口，风靡大江南北。
请看他揭发张作霖1918年2月抢劫政府军械而写的一篇报道《张作霖自由行动》：“奉天督军张作霖，初以马贼身份投剑来归，遂升擢而为师长，更驱逐昔为奉天督军现为陆军总长之段芝贵，取而代之。‘张作霖’三个字乃渐成中外瞩目之一奇特名词。至于今所谓‘大东三省主义’，所谓‘奉天会议’，所谓‘未来之副总统’，所谓‘第二张勋’，时时见之于报纸，虽虚实参半，褒贬不同，委之马贼出身之张作霖亦足以自豪也矣。”“消息传来，此当中原多故，西北云扰之时，张督军忽遣一旅之师，截留政府所购枪械二万余支，陈兵滦州，观光津沽。当局莫知其命意，商民一夕而数惊”。寥寥几笔，就已活灵活现地画出了马贼出身的军阀张作霖的嘴脸，也为他自己8年后被杀埋下了最初的伏笔。
他痛感中国没有自己的通讯社，首创了“北京新闻编译社”，自编本国新闻，翻译重要外电，每天19时左右准时发稿。对此，戈公振在《中国报学史》中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我国人自办通讯社，起源于北京，即民国5年7月（应为8月），邵振清所创立之新闻编译社是也”。
在北京的两年，邵飘萍深深感到要有自己独立的报纸，不依附于任何权势集团，独立地发言，独立地报道，把真实的情况告诉民众，以反映民众的呼声，做民众的喉舌。而当时的报纸几乎都被各个政治集团操纵，《北京时报》是段祺瑞的背景，《晨报》是研究系的报纸，《黄报》由张宗昌资助。邵飘萍献身报业已近10年，作为一个独立的报人，他是多么渴望有一份属于自己的报纸啊！
1918年10月5日，他辞去《申报》驻京记者之职，创办了著名的《京报》，他的梦想终于实现了。他在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中明确的提出了他的办报宗旨，“必从政治教育入手。树不拔之基，乃万年之计，治本之策。......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即本报之所作为也！”《京报》一开始只有他和潘公弼两个人，无党无派，不以特殊的权力集团为后盾，主张言论自由，自我定位是民众发表意见的媒介。很快就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声望倾动一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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